大堂里只剩下沉沉的沉默。
李恪享受着这种沉默，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东西。
他忘了究竟是何人说的，凡是人研究出来的理论，必定没有十全十美。任何理论都有极致，唯有与时俱进，方能应世而长存。
这句话用在秦朝正合适。
李恪曾和慎行论过非法之因。
商鞅的理论是应运时代而生的伟大产物。秦弱之时，酷法厉刑有利于大秦整合国内资源，弱秦由此得以强盛，也得以用百分之力对敌天下。
此后天时地利人和，先是司马错巧取巴蜀，让秦国有了战略纵深；后大秦贤相良将如过江之鲫，六世之主奋勇庄严，让大秦得以越来越盛；再到始皇帝之时，郑国渠疲秦却造就关中，韩非间秦却完善了法家，大秦大势终至得成，十年间气吞天下，代周而王。
所以毫无疑问，法家于秦是有益的，甚至可能是最适合大秦的学派之一。
但时移世易，大秦早已没有了势均力敌的敌手，天下重任也从原先的统一天下，转到了收附民心，兴业富国上。
而与之相对，商君之法显得太过于死板，韩非完善又全不在点上，这才导致如今的法家已扛不起秦朝兴盛的大旗，便是勉强为主，也需要经过深刻的兼容并蓄，改良发展。
只可惜，完善可也，但改良，在这个时代却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禁忌。
以李恪在墨家的声望，去墨子化尤且小心翼翼，法家根本没有能与李恪相提并论的掌教至尊，想要改良，谈何容易！
祖宗成法大于天，这句魔咒足足纠缠了华夏两千多年。
李恪知道其中的难处，所以更知道，想在这样的时代做些改变，哪怕只是最微小的改变，也需要冲击，再冲击，直到对手心绪动摇，自我怀疑，最后才能图穷匕见，用曲线救国的策略悄悄地偷换概念。
这是李恪给自己定下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核心策略。
以大来说，修筑定襄关是李恪对大秦的第一次冲击，即将动工的，与历史全然不同的直道是第二次，以后或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直到时机成熟，他才会露出獠牙，直取中宫。
小处则简单多了，言语便可成为足够的冲击，正如眼下，他的面前，这些根深蒂固的老秦法吏们已经开始自我怀疑，这代表着，偷换概念的时机业已成熟。
李恪在满堂的沉默中慢慢走回正席，跽坐，正声。
“我曾说，商君不曾有错，墨家不曾有错，秦律不曾有错，机关不曾有错，唯我们错了。”他一字一顿，朗声高宣，“我们错在何处？错在对商君，对时代，缺乏琢磨！”
“机关盛，六虱生。当下之世机关必盛，可机关必盛，六虱便必生么？陛下要我等在此牧民，难道就是为了耗费民膏，多养些不擅农活的蠢虫么！”
疾言厉色的喝骂，听在众人耳中不辄于天音，他们的眼睛渐渐亮了。
审智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
他们兀然忆起李恪的首训。
太守腾的《为吏之道》文字华美，意境深远，尤其在法吏的任用上，不仅提到了法，还着重提到了教。
教民之能，导民之力，启民之智，矫民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