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水份太多）。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
在重庆，老头子当着军事委员会的将军们说了一段话：
“拿到了日军的情报，我们也相应地布置了迎战。本来应该取胜，但是却失守武汉，这是国军的一些人在起反作用。”
会上，大家分析了武汉会战失败的原因。
陈诚说：“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
有一位上将说：“在马当要塞被围之时，海军陆战队2大队队长鲍长义率全队顽强阻击，并向上级请求增援，白崇禧（兵团级）命令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而16军军长李韫珩在接到消息后却指示其沿小路行进，出于对白崇禧杂牌军的不屑，薛蔚英选择走小路。最终，由于救援不力，长山失守、马当防线一触即溃，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马当要塞在一周内土崩瓦解。
如果薛蔚英按照兵团命令沿大路快速挺进，及时增援，牢固的马当防线不会那么轻易就落入敌手，日军的战舰就不可能沿长江继续西进，那么日军沿长江两岸作战的计划就会受到很大阻碍，这对整个武汉会战的战局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位空军将军说：“在长山战役中，我国空军曾多次向长江中的敌舰投弹，以减轻其受到的炮火压力，然而每次飞机来临之前，敌舰火炮停止向长山阵地射击，（转将炮口调上），我机一到，就全力射击我空军，我空军只有急忙投弹后飞去。而我军飞机增援的情况连阵前的指挥官之前都不知晓，敌人却能未卜先知地提前调高炮位。”
一位上将目光不善地看着戴笠与徐恩。
“国军到达彭泽县流泗桥附近，将近中午，敌机三架前来袭击彭泽县。当时发现有一人身穿白色衣服，在岗上喊叫。
很快一个军用仓库被敌机炸毁，军官很奇怪，即派一名排长带一班人去察看。原来高岗附近有一个防空掩体，内藏有三名汉奸，并备有收发机一部。请问军统中统的职责是什么，为什么让汉奸日特给日军报信？”
就连李宗仁也说了话：“我在后期指挥部队撤退中，有一次来到花园以西的陈店村，当晚幕僚报告从花园附近向包围圈外撤退的第68军失去联系。当晚，我焦虑不安，既担心第68
军的情况，也担心敌人的突袭。当时我手下并没有多少护卫军，只是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和少量护卫。到半夜，我的第六感感到危险，半夜叫醒手下，连夜向西撤退。出村后2小时，敌人1000余骑骑兵冲进了陈店村……”
众人一齐看向了军统与中统的人。
戴笠与徐恩的头塞到了裤裆去了……
这次的分析会的情况，很快传了出来。
曹宁在上海看到了报纸，叹息一声。这样的军队，能守住武汉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