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钱塘实验室其他项目团队，徐兴国的碳基芯片项目组更偏商业化一点，一旦成功，对产业界影响力更大。
但相对于科学界，影响力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毕竟碳基芯片各种理论和概念并不新颖，很难拿到诺奖。
反倒是石毅领导的动态APT项目，影响力更大。
观察微观物质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梦想，除了好奇心的驱使，更多地是因为微观结构往往与物质的某种属性或功能密切相关。
比如一辆自行车，其组成材料仅仅是金属和橡胶，但当把金属和橡胶加工成一定的形状并把它们组装起来之后，就具有了交通工具的功能。
微观的物质或者各种分子机器，也遵循类似的规律，只不过组成它们的基本材料是微观的原子。由原子按照一定规则排列形成的结构构成了各种功能的基础。
反过来说，一旦了解了物质的结构，人们就有可能了解微观物质实现某种功能的机理，然后通过影响、改造甚至设计新结构来实现人们需要的功能。
很多功能材料的发明或发现都是基于此类方法。
在这种需求的驱动之下，人们不断发明各种手段来观察物质的结构。
在17世纪的时候，列文·虎克发明的光学显微镜，就已经能让人们把物体放大几十上百倍，从而观察到微小的细胞。
随着光学技术的发展，光学显微镜技术已经能帮助人们来观察微米尺度上的材料微观纹理或者细胞内的细胞器。
然而这样的放大倍数仍然远远达不到原子水平，不足以解释结构与功能的更本质关系，因为更多的本质因素多数隐藏于更精细的原子结构中。
对于生物体来说，其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功能单位非蛋白质莫属。生物体的功能和各种生命活动，基本都是通过蛋白质来实现的。
每一个蛋白质都是一个长串的氨基酸单分子链，由20种氨基酸按照不同的次序排列而成。
这个单分子链在三维空间中的进一步折叠形成了不同的蛋白质结构。
生物体中的蛋白质就好像是一个个分子机器，多数具有特定的结构，来实现催化、运动或信号传导等功能。
这些蛋白质的三维结构通常非常复杂，常常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很多时候还要受到其他蛋白质分子机器或者各种小分子的精确调控。
例如，霍乱菌表面的分泌系统，通常由十几个蛋白质组成，在细菌的内外膜上形成一个孔道，选择性地将霍乱毒素分泌到细胞外，用来攻击宿主细胞。
这样一个大的蛋白质机器由十几种不同的蛋白质分子组成，包含了几十万个原子，其中几个原子的变化或者一个氨基酸的改变(突变)都有可能造成整个蛋白复合物的结构变化，进而造成其功能改变甚至失去活性。
由此可见这种分子机器的精密程度之一斑。
然而，如何看到这些精密组合在一起的原子，一直以来都是对显微技术的挑战。
原子的尺度大小在十分之一纳米的数量级上，度量单位为埃。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有效放大倍数或者说分辨率，受可见光波衍射极限的限制，最多只能达到零点几微米。
要提高分辨率，就必须缩短波长至与原子尺寸相当的尺度。
可见光做不到，就只能寻找波长更短的光波。
X射线具有合适的波长，但是很难找到一个透镜能让X射线折射并且成像。
因此，人们不得不采用间接的晶体学衍射方法，才能用X射线探测物质的原子结构。
但衍射方法仅限于能形成晶体的分子。
对于蛋白质或者生物大分子来说，虽然其中少部分可以在特殊的条件下结晶并满足X射线衍射方法的要求，但是大部分较大的分子(比如分子量大于100kDa的分子)经常很难或者无法形成晶体。
而且结晶的过程会使生物大分子完全脱离生理状态，无法反映其在生物体中的真实状态。对于细胞或者细胞器这种更大的复杂结构体，结晶的方法就更加不可行了。
为了能够找到一种波长更短和容易操控的波，人们想到了电子。
20世纪30年代，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提出了物质的波粒二象性理论，认为基本粒子在被加速到接近光速的情况下，其粒子统计行为呈现出波动性。
作为最容易获得和操控的基本粒子，电子在经过电场加速到接近光速之后，可以被当作“光波”用于显微成像。
而经过精确设计的具有特定形状的磁场可以被用来当作凸透镜。
随着电子光源和电磁透镜技术的发展，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人们已经能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接近原子分辨率的金属或无机晶体的原子结构。
然而，当人们第一次用电子显微镜来观察生物样品(棉花纤维)的时候，发现生物样品在高能电子束的轰击之下，很快就被破坏掉了，更不用谈观察精细的原子结构了。
同时，因为电子与物质的强烈相互作用，电子显微镜的光路只有在高真空里，才能保证电子束能传播足够长距离来成像，而不在传播过程中被空气吸收掉。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生物样品的含水问题。
水在真空中会很快蒸发掉，而生物样品必须始终保持在水环境里，不能脱水。要保证水在真空中不蒸发，就需要把样品冷冻起来。
然而水一旦结冰，冰晶就会把生物样品破坏掉。
至此，一连串的辐照损伤和样品冷冻的问题便成为生物电子显微镜技术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
这些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初步解决，从而奠定了冷冻电子显微学技术的基础。
2017年的3位诺贝尔奖得主正是因为解决了这些技术难题而获奖。
三位获奖者的获奖原因基本体现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几个主要发展方向，Jacques Dubochet教授实现了冷冻生物样品的制备技术，Joachim Frank教授奠定了三维重构计算技术的基础，Richard Henderson教授证明了原子分辨率的可获得性。
然而，冷冻电镜同样也存在许许多多的缺点，比如三维重构算法的精确性问题。
就算成功获得冷冻电镜画面，二维结构如何还原成精细的三维结构，也是个问题。
此外还有信号分辨率，图像衬度等种种问题，比如几百千道尔顿分子量的中小生物分子获得的原子分辨率的三维重构精准度就远远比不上大分子的三维重构。
而动态APT技术的出现，堪称直接将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推进到原子生物学的层面。
由于其动态记录的效应，甚至可以记录下生物大分子内每个原子的运动情况。
这样一来，科学家们有望从原子层面彻底揭露生命活动的基本原理。
众人散去以后，庞学林便跟着石毅他们去了趟钱塘实验室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石毅则一遍向庞学林介绍动态APT设备研发的大概情况。
目前动态APT设备的研发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各种测试。
比如样品封装、算法还原、图像分析技术等等。
动态APT设备很大，整体结构比起庞学林在生化危机世界中见到的也要粗糙不少，但基本功能都已经完备。
庞学林的到来，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杨和平与安德森·怀特也热情地迎了上来，向庞学林介绍这项成果。
包括那些普通的研究者在内，他们看向这个设备的时候，一个个仿佛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庞学林倒显得波澜不惊，这套设备对其他人很新奇，但是在他眼中，还比不上他在生化危机世界里所用的那套动态APT设备。
当然，这这个世界，足以引发生物学界的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