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武年号是伪号，朕的年号才是正朔。隆武帝罹难前，曾下诏令朕监国，这层意思应该在文告中晓谕军民人等。”
陈子壮闻言，眼睛一亮，是啊，绍武帝虽在位仅四十天，但难免有人会念其好，如果别有用心的人在皇上皇位来历上做文章，无知百姓不免会上当受骗。
此事虽小，但意义不小，确实应该早早堵住宵小之口。
“皇上圣明，是臣疏忽了。”陈子壮服气地说道。
“另外，朕想下一道诏书，阐明朕之治国理念，使天下臣民皆知，以便凝心聚力，也利于吸引天下有识之士来投。”
朱由榔说道。
他说话旁人无人插话，无人应答，全是一副聆听状。
“大家讨论嘛，都发表发表意见嘛，怎么让我一人唱独角戏？难道这就是为君之道？这就是孤家寡人？”朱由榔见大家都不说话，心里不禁有些气闷。
无奈，只好自己一路说下去。
“朕之治国理念，不想全盘接受祖宗成法，有些弊病必须根除。其一，富民。朝廷仍以劝耕为主，但也要鼓励工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士农兵工商，皆我大明子民，区别对待是可以的，但不可过。过去对工商的打压太厉害，以后要改，要给工商业者更高的地位，比如，军户子弟完全可以参加科考，工商子弟可择一人参加科考等。”
“税赋也要改，农耕者十税一不改了，可循成例，而工商三十税一太低了，也改为十税一。另外，除了朝廷有制定税法的权利，任何地方官府不许另找借口，另设税目，否则，一律严办。”
说到这里，朱由榔觉得还是有必要集思广议，看看这个时代的人怎么看待他的改革。
“诸位爱卿，大明立国二百多年来，国力每况愈下，以至于反贼横行、清兵倔起，为何？原因很多，诸如天灾不断、吏治腐败、党争激烈、苛捐杂税等，朕以为最重要的还是税赋制度出了问题，一方面没有统一税法，税赋名目繁多，除了朝廷不断加赋外，地方官府还巧立名目，对百姓盘剥太甚。另一方面工商业者财富更多，却税率更低，以至于百姓难以生存，而财富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百姓活不下去，如何不反？所以，朕首要进行税赋改革。诸位爱卿，大明中兴任重道远，还需诸位戮力相助。朕不想搞成一言堂，还望诸卿抬遗补缺，说说各人的想法。如何？”
朱由榔说完第一条，三个臣子陷入了沉思。
很明显，皇上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钱粮。
确实，当前的急务自然是军务，可军务最终还要落到钱粮二字上。
刚才皇上说了那么多，核心的不过就是提高工商税赋，同时，为了鼓励工商业者，不至于引起他们的反弹，在社会地位上给予一定的提高。
“皇上，臣觉得提高军户的地位很有必要，毕竟接下来战事是最主要的，此举可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不过，将工商业者的地位提高到跟原来军户一样的地位，是不是过了？有违圣人之意啊。”陈子壮提出了不同意见。
商人为什么社会地位低？大体有三个原因：
一是经济制度方面：中国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在经济制度上的表现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这种经济的特征就是自给自足，统治者只需要定期按时的找百姓收取租税(农业税和土地税)以及人头税，无论是历史上的井田制，青苗法，一条鞭法等等土地所有权改良，本质上都是围绕这一根本特征来进行调整的。
而其他重要的战略物资，比如盐铁等，都是由统治者专卖。所以，古代商业市场经济的发展没什么条件，其次，在统治者眼中，商人这些经济活动并不能产生价值。所以，商人自然没有存在感。
二是政治制度方面：古代中国封建王朝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必然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封建专制和家天下，只要将农民和土地这两方面的问题处理好，那么统治就很稳定。而商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了人员流动和钱财货币流动，同时，圣人认为，商人都是重利轻义，这些对于非常重视以德治国的统治者来说都是影响统治稳定的，所以当然，就要重农抑商了。
三是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以食为天，而占主体地位的汉族群体的性格趋向于内敛保守，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老百姓自给自足，小富即安的心态，对于商业活动不那么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