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魏书》对曹操的评价:……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由此,使我想到了汉武帝。只把汉武帝自己写的远光元年问贤诏和元封5年求贤诏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了:
远光元年问贤诏:“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5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tu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强大,以后也会变得弱小,刘邦和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否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来,却只有伟大的、以创立功业为己任的君主能够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成为狭隘意义上的“私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义上自己的旧交,不知道广泛地选择人才,使大量的人才与世沉浮,默默无闻,出现的不少实际问题而没有良策予以解决,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国家终于逐渐衰落,乃至灭亡。强盛的国家国国相似,灭亡的国家各个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为的君主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个“阳光”的人,(在我看来,起码比刘备阳光,看曹操那篇作于210年的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挚;而好像还从未看到刘备自己写的什么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什么的,只看到他总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时候感觉他全凭直觉和印象。比如《魏书》上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当政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由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偶然性,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对于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还有根据《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贪鄙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
从这件事情上看,当时投入曹门的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而陈群作为组织部门的主管,一直认为应该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在当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动荡年月里,更是需要人的忠贞,(板荡识忠臣嘛)既要忠诚于首脑,更要爱护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却时有反心,用这种人那玩笑不是开大了?
魏国作为国家建立以后,再靠大臣们的相互举荐的话,就肯定会产生“朋党”“门生”的大臣集团,从而危害皇权;而在当时世风日下,利用乡闾评议,还是摆脱不了当朝大臣的影响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纵选举;并且各处乡党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考核质量也参差不齐、工作的主动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设立公正的统一标准的选人评价机构,推动选拔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个机构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中正。(陈群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个名称会变得并不符实)陈群提出这个建议的契机是在黄初元年。当时,曹丕刚刚继位。
小人曹丕(说他小人,一点都不冤枉他,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汉朝的君主名号前面都是有一个“孝”字的,而继承汉朝衣钵的曹丕却对他老妈很不好,以至于老妈把他骂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爱弟兄)是相互联系的,再看看他对他的兄弟们是啥样?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梦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兴地情不自禁,搂着辛毗的脖子,对老头笑嘻嘻的说: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小人亲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边的小人们争先恐后地建议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边的人,别人一个不用!这时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东宫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你刚刚继位,应该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借此机会光我们相互荐引呢?怎么样把乡闾评议与朝廷选拔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德才兼备,不计门第呢?陈群没有象司马孚那样直言相谏,而是拿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后来人们称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中正本身一般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据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类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两种说法。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其中对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评语,叫“状”,直接影响到被评人的前途和命运。重要人物中正亲自评议,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属评议。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直接根据:将被评人的所获品级与即将授予的官职品级对应,高的做官起点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评议人物三年一调整,三年内表现好的,随时升品,官职也随之晋升,反之,黜降。同时,中正的评价一锤定音,不允许更改,具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九品中正制规范了选拔人才工作,但是,身为累世大官之后的陈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说他是公正无私的。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舆服有别,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为士族之后的陈群,一定对于那些个曹操选拔出来的庶族们古怪的行为,不懂规矩的做法早有意见了吧?
过去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总会对失去的特权和利益耿耿于怀,充满失落吧。因此,制定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压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许,在他的心中,各个阶层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稳定和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进行编码的,起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我们作为后世者,抨击诟病九品中正制度,残酷的现实确实,它确实历史潮流的抉择,它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它。
在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下,我们所谓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内阁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优秀,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也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问题巨大,但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产物。
君不见王莽吗,王莽改革的许多制度,放到当今社会,也有先进性,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现实,所以王莽被历史所抛弃,历史选择了光武帝刘秀,进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为,它需要时间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优化到极致,就像光武帝刘秀一样,将原有制度进行高度优化,而不失彻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没有白费,到了大晋王朝建国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400多年,宪宗道武帝袁纯,中兴大晋并继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比原先历史早了两百年。
看到了吧,历史总是在遵循渐进式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袁家的大晋王朝,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优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适应那个时代,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为了进一步优化九品中正制度,采纳了老师张纮的临终之策,也就是迁都,用迁都来降低世家大族对大晋王朝的掣肘,这就是为何隋炀帝为何屡屡巡行,迁都洛阳的原因了,隋炀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样,他是为了拜托关陇集团的限制,不过操之过急,被联合绞杀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发下来的,天下谁敢动其虎须。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软硬兼施下,才勉强将九品中正制度高度优化,也殊为不易,不过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从太宗宣武帝袁熙,到宪宗道武帝袁纯这两百年时间里。
经过袁家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一伟大制度的变革,真是艰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