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不是李牧没有信心，关键问题是对面可是秦、楚双王监军，自己这边自然也需要对等，否则对于军心士气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出于这样的考虑，李牧才有了这样的上奏。
而这样的请求自然也得到了吕不韦的坚决支持，而吕不韦在此李牧的基础上，更增加了一条理由：“今李牧有灭韩、魏之功在身，若再添平秦、楚之功，或有尾大不掉之嫌，为保国之大将，请我王暂移尊驾，亲往前线而战秦楚。”
反对者以平原君为首，理由也很简单：没必要！
如今赵国大势已成，上蔡之战或胜或平都是赵之胜利，即或是赵军败北，只要能够大量消耗联军的兵力，变也算不败之败。
而上蔡不守，还可守韩国新郑，新郑不守还可以守大梁。
只要能够拖住，秦楚之军虽众，所耗废粮饷也重也，只要能够拖住，秦楚之盟定然有土崩瓦解之日，而我军即可反攻也。
所以，只要我军在此战中不是大输溃败，就不会输。
显然，以李牧将军的能力，不说稳胜联军，但保不大输溃败还是问题不大的。换句话说：只要赵军不给机会，那么联军就没有机会。
反而是赵王前往前线会给大军增加压力不说，也给了联军一举翻盘的机会。倒不是众人认为赵王括的指挥之能短于李牧，而是赵括的身份，一旦赵王括身陷敌军，或是为战场上流失所伤，则大军不败亦败。
赵国如今大好局势，何必冒此险情。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只能由赵括裁定。
其实双方之争看似是“争赢”和“不败”的方法之争，归根到底却是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更是未来赵国的路线之争。
为何？
其一是因为此战规模太大，双方投入的兵力加起来当有切实的百万之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不为过；
其二是因为此战意义甚大，可谓之鼎定乾坤之战也不为过，作为一统华夏的奠基之战，其意义不言而喻。
而作为这样的一场战争，赵国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势必影响甚远。可以说，一旦赵括选择了一方，恐怕往后数十年，乃至下一代、下下一代的赵王都会延续这一路线。
若是赵括选择了“不败”，往后所有的大政方针势必倒向保守，而保守的极端便是“闭关锁国”，虽“不败于一时”，却是败在未来。
而若是赵括选择了“争赢”，同样的，赵国的政策也将不可避免地倒向激进，而激进的极端或许就是“****”，虽然同样是毁灭，但赵括固执地认为，但那样总好过“闭关锁国”受人欺辱吧！自小读过“百年屈辱”的赵括决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再发生在华夏的土地上。
当然了，“争赢”的一派与其说是以吕不韦为首，不如说是赵括放任的结果。与其说“争赢”是吕不韦这一激进改革派的诉求，倒不如说是赵括为了保持赵国朝堂的积极向上而秉持的一贯要求
所以，赵括几乎没有思虑，便毅然决定支持“争赢”的吕不韦一派，亲自前往前线。当然考虑到自己的到来可能会造成李牧等将领的战场操作变形，赵括决定将王帐设置在壁垒后的安陵城中。
至于战法，赵括还是决定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避免被联军牵着鼻子走。
在赵括率领邯郸的三万大军（一万留守的羽林卫和两万新征的兵马）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同时，三封王命也随之奔赴上蔡、河东、东山三郡。
王命很简单：
其一，李牧所部，抽调两万骑军，由赵启率领，迅速自韩地回转河内，再绕道河西，从侧背进攻秦之河西，策应河东之军攻破秦军大河防线，随后集结河东军中骑军继续向西，攻秦之义渠；
其二，河东之军，在王樯和乐间的率领下，配合从正面抽调出的两万大军，击破秦军大河防线，占领河西之后，直逼秦国函谷防线；
其三，东山、东来之军，由田单率领入攻入楚国，目标只有一个，切断吴越与楚国之间联系，从而削弱楚国的战争潜力，当然若是能够威胁到楚都那是最好的了。
之所以按照常规手段采用截断粮道的方法，实在是没法秦军这边没法截，而楚军这边，即便付出巨大代价截断了楚军的粮道，秦国的粮秣也足以支撑两军之用，得不偿失。
而赵军的一系列动作也自然没有逃过秦、楚的细作，但除了令各地严守城池、正面加紧布置之外，秦楚似乎也没有太多更好的办法了。
时至深秋，两军三方几乎已经是在打明牌了。
联军孤注一掷，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在正面，务求一点突破，所谓“力发一点而破之”也；
赵军则是以主力作防守，挡住联军主力，以三只偏师分别袭扰秦、楚内部，无论是义渠失陷、函谷被破或是攻破楚都，都能造成正面战场上联军的崩溃。所谓“以正合，以奇胜”也。
两军拼的就是谁先坚持不住。
若以概率论，似乎赵国要要占些优势，但赵启的大军赶到河西需要时间，攻破河西需要时间，攻击义渠和函谷更是难如登天，而田单之军，想要在山高水深、沟渠纵横、民风彪悍的吴越之地取胜，显然也并不容易。
而正面战场之上，在一番调度之后，兵力比是30比42，两军相差有十二万之多，两军的将领虽有差距，却也不足以弥补十二万的差距。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