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蒋先生也在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因此在表面上也接受了少帅联共抗日的做法。
到了10月份，盛有德终于从香港回来了。
回来后立即把路鸣叫到留园，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
盛有德告诉路鸣，这次由中共发起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最终破裂了。
盛有德对此感到非常沮丧，在中日即将爆发战争的前夕，国家再次陷入分裂状态，虽然少帅跟中共签订了合作协议，但蒋先生未必真心认可。
对路鸣的访美，盛有德也提出了很多建议，路鸣都一一记在心里。
“既然去了美国，就不用急着回来，跟明珠把关系修复好，把你们的婚事也趁机办了，我在纽约还有几套房产，全部送给你们小两口了。”盛有德说道。
路鸣点头答应，他要去美国访问的事已经发了电报给明珠，明珠也很是欢喜，期盼早日在美国见到他。
明珠去美国后，两人之间的信件往来从未中断过，明珠有什么急着想要告诉路鸣的，干脆就打电报，反正她不用花电报费。
路鸣从这些信件中也能体会到明珠后悔的心情，随着宁馨儿的病情完全康复，明珠也觉得自己过于任性，错怪了路鸣，她希望路鸣能够原谅他，更希望两人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时光里。
路鸣对明珠倒是从未责怪过，他到现在也认为宁馨儿的遭遇他要负主要责任，明珠当初责怪他也是有道理的。
这段时间，西安那边还是一片混沌，少帅基本掐断了跟路鸣的联系，因为时局的变化实在难以预料，蒋先生虽有抗日之心，但迟迟没有实际行动。
1936年12月4日，蒋先生在少帅的陪同下，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
此前，戴笠和孔祥熙等人认为张杨有通共嫌疑，纷纷建议蒋先生不应该冒险去西安，然而蒋先生依然表现出他对少帅的信任，决意前往西安视察。
出于安全考虑，蒋先生没有住在杨虎城控制的西安城内，而是住在了离西安二十里外由东北军驻扎的临潼华清池。
蒋先生入住华清池后，多次和少帅私下谈话，再次要求少帅放弃与红军的合作，少帅当然无法接受，两人几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
一二?九学运纪念日当天，西安的学生们上街集会游行，少帅得知蒋先生可能要动武，立即赶去劝告学生们返回学校。
也就是在那一天，蒋先生决定放弃少帅了，他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此消息一经《大公报》公开，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蒋先生采用惯用的政治手段给了少帅和杨虎城将军沉重一击。
蒋先生这次去西安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带着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继承等一批中央要员，一旦少帅不执行他的剿共方案，立即换掉少帅，新任命带去的这批人马。
蒋先生完成了给西北换血的意图，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已经被逼上梁山了。
在这个时候，路鸣和老师弗兰克最后敲定了启程日期还有航行路线，美国方面也做出相应的安排。
十二月十三日的上午，路鸣带着刘绮雯还有外交部的五人坐车悄然来到杭州笕桥机场，他们将在这里坐上一架美国的飞机，先飞往关岛，短暂停留后从关岛飞往夏威夷，然后再从夏威夷飞往美国本土。
到了跑道上，机组人员已经准备完毕，路鸣一行人也将要踏上飞机的舷梯。
正在此时，忽然一辆汽车奔驰着直接开到飞机跑道上来，一直开到飞机下面才停下。
大家都惊异地看着这辆汽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车子尚未停稳，只见黄炎宁从车子里跳下来，然后对路鸣大喊道；“长官，出大事了。”
“怎么了，你慢慢说。”路鸣心里忽然有种感觉，他最担心的事可能发生了。
“少帅在西安率领东北军发动了兵变，扣押了委座和随行的军政大员，要对委座实行兵谏。”黄炎宁气喘吁吁道。
“什么？消息准确吗？”路鸣惊声道。
“准确，我刚收到西安发来的电文，所以马上赶来告诉你。”黄炎宁挥舞着手里的一张电报说道。
路鸣接过电报看了一遍，电报字数很少，黄炎宁刚才基本是复述了完整的电文。
路鸣想了一下，拿出一个小本和钢笔，在上面快速写下两行字。
第一，绝对不要杀人。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要绝对保障委座的人身安全。
第三，我已赴美，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支持，勿念。
路鸣在下面签上名，然后递给黄炎宁：“你马上找个地方把电报发给少帅。”
“长官，那你还是要去美国吗？国内这……”黄炎宁急得脸色通红。
路鸣回头看看外交部跟来的人，说道：“我们已经跟美国方面商定好了，不能改变行程，你们如果不想去，现在可以留下。”
那五个外交部的人虽然面色如土，都被这意外的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但还是点点头。
“上飞机，按原计划启程。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多保重！”路鸣说完上前跟黄炎宁拥抱了一下。
一共七个人上了飞机，大约五分钟后，飞机就开始滑行，然后飞上高高的蓝天。
经过近一个月的旅行，路鸣一行人终于在纽约的一个机场降落。
路鸣走下飞机的舷梯时，发现久违的弗兰克先生正在一辆汽车旁等候着他。
等路鸣快步走向弗兰克时，弗兰克先生却递给他一张报纸，然后耸耸肩苦笑一声。
路鸣看到报纸的标题，浑身汗毛都竖起来。
这篇报道的内容是一道通缉令，说他跟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合谋发动了兵变，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虽已潜逃国外，依然对他发出了通缉令。
路鸣看后失声不语，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从民国政府的特使变成了民国政府的重要通缉犯。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门已经对他封闭了。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学良在89岁生日那天说起了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了，我想说，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第一部完）